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于公共话语中催生诸多技术隐喻，架构着“技术-使用”的“后台-前台”之间的桥梁。本文以关键概念隐喻节点为视角，探究中国互联网技术隐喻的演进及其折射的互联网认知史。研究发现，我国互联网发展历程中涌现出四个关键技术隐喻节点，分别对应着1994年前后出现的“路”与“桥”，2005年后流行的“云”与“流”，2010年后流行的“平台”，以及21世纪10至20年代逐渐为公众所接受的“人工智能”与“元宇宙”。关键技术隐喻意涵的流变，折射着人们对于互联网技术的认知与想象的更迭，而技术隐喻所呈现的断裂的历史性，与互联网技术创新与推广的节律同步。其中，“术语化”与“垄断化”的不同历程，是一些互联网技术隐喻生命周期中的关键节点。回望互联网技术隐喻的历史演变，不失为了解互联网技术史与公众互联网认知史的一次必要尝试。

　　2024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30年来，互联网已成为影响当代社会的重要变量之一。不过，在互联网进入中国的初期，它一直被视作一种“新事物”，并在社会扩散的过程中，催生了诸多有关互联网的隐喻。隐喻作为以一种事物代指和解释当前事物的工具，建构着人们的语言、思维、态度与行为，辅助人们认知陌生事物。

　　本文从互联网历史的视角出发，梳理报刊等公共话语中典型的关键技术隐喻，阐述其历史演变过程，并发掘有关互联网的技术隐喻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历程，聚焦探索如下问题：一是公共话语建构、传播的互联网关键技术隐喻想象了怎样的互联网？二是互联网关键技术隐喻有着怎样的话语实践与生命周期？本文希望透过分析关键技术隐喻的演变，阐释中国社会的互联网认知史，进而理解互联网技术与社会的互动。

　　隐喻是人类从语言角度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可以帮助人们借由熟悉之物，理解相对抽象的概念。隐喻常通过创造新词，为新事物走向大众提供支撑。从认知世界角度看，隐喻被视为一种“交换媒介”，它所塑造的从始源域向目标域IM电竞官方入口的想象，是一种结构关系的投射，搭建着具有广泛认知语境的连贯系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之一。

　　从方法论角度看，隐喻是当代有关科学叙事的方法论的组成部分，科学与技术的大众化离不开隐喻的辅助作用。本文将技术隐喻界定为将非技术领域的概念、表征或方法应用于技术领域，以推理、理解和想象复杂或抽象的技术概念，从而促进人们对技术的认知和传播的方式。技术隐喻可以弥补由形式逻辑术语与符号架构的科学语言的缺陷，进而拓宽技术陈述所联结的意义空间，为科学技术走向公众实践提供认知基础。

　　作为技术的产物，互联网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密切关联。有研究者从媒介传播形态视角出发，认为互联网引发了从“线传输”到“网连接”，再到“云生成”的技术实践流变。从具体技术着眼，光学传输模型所搭建的基底型物质系统支持着信道传输速度的提升，IPv4到IPv6的创新带来了IP地址位宽的增加，TCP协议性能的提升增强着“端到端”传输的通道能力，在不断增强网络通信能力的同时，也推动隐私与加密服务逐步完善。在互联网扩散与采纳的过程中，对互联网技术的介绍和推广，形塑着数字社会的底层逻辑，继而架构起全新的思维空间和生活领域。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技术隐喻与其扩散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从推动互联网技术扩散与采纳的角度看，互联网技术隐喻的修辞表达可以促进用户的技术认知和技术接纳，架构着“技术-使用”的“后台-前台”之间的桥梁。

　　表征互联网技术的隐喻由来已久，从互联网诞生初期出现的“赛博空间”，到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准高速国道”，再到21世纪后的“云计算”“平台”“元宇宙”等，互联网技术隐喻呼应互联网技术变革而出现并流行开来。科技工作者、政策制定者、企业家等纷纷参与创造、推广互联网隐喻，向公众介绍、描绘或畅想变动不居的互联网及其技术进步，生产了愈益多元的互联网隐喻。在互联网技术的迭代中，关键技术催生了关键技术隐喻。关键技术隐喻的历史节点，折射着关键技术的社会接受与大众使用。由此，本文以关键技术隐喻为线索，探究其流行的主要时期所折射的互联网技术扩散史与人们的互联网认知史。

　　基于研究经验，本文首先选取互联网历史中广为流行并被社会接受的技术隐喻，进而通过滚雪球的方法在媒体线日，研究者通过检索慧科新闻搜索研究数据库、《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光明日报》数据库等报刊数据库，中国知网等通用数据库，以及《电脑报》数字图书馆、《电脑报》电子合订本、《电脑爱好者》电子合订本等电子资源获取报刊文本。最终，获得含有互联网技术隐喻的文章共889篇，作为本文的分析素材。

　　完成资料收集后，研究者依据乔纳森·查特里斯-布莱克提出的批判隐喻分析方法，探究中国互联网关键技术隐喻的话语结构、生产意图及其社会脉络。经过分析发现，我国互联网关键技术隐喻有四个历史节点，分别是1994年前后出现的“路”与“桥”的隐喻，2005年后流行的“云”与“流”的隐喻，2010年后流行的“平台”隐喻，以及21世纪10至20年代逐渐为公众所熟知的“人工智能”与“元宇宙”的隐喻。这四个阶段的起始，映射着互联网关键技术的四次革命性创新，四个阶段的关键技术隐喻亦折射着人们对互联网关键技术的认知与采纳。

　　1994年后，互联网在中国逐步开启商业化发展和大众化使用。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多轮“家庭电脑热”“互联网热”，“信息高速公路”“金桥”“信息准高速国道”等技术隐喻在中国开始流行，呼应着连接（“上网”）的需求。 “路”与“桥”是早期的关键技术隐喻，它们是将互联网想象为连接世界的便利技术的“语言接口”，向人们描绘了互联网技术最基本的结构与功能，帮助人们理解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连接、创造连接的功用。建立连接、创造连接是互联网技术的关键属性，也是早期互联网发展的重心所在。作为强调技术与物质的“工程隐喻，“路”和“桥”不仅帮助人们理解互联网的连接属性，而且突出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在西方，1993至1994年间，“信息高速公路”的隐喻主导了来自Nexis、Infotrac等主流期刊数据库中关于互联网的公共线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启动“金桥”“金卡”“金关”工程（“三金工程”），着力建造中国的“信息准高速国道”。如果说“路”的隐喻由美国传入，那么“桥”则可谓土生土长的互联网技术隐喻。“桥”的隐喻投射着互联网技术创造的连接性，是早期互联网技术隐喻中的一个重要始源域。与强调全局连接的“路”相比，“桥”的隐喻投射着局部的互联网连接需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论者开始对舶来的“信息高速公路”的隐喻予以反思。基于彼时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薄弱的境况，通过“架桥”实现局部性的重点连接，是当时互联网发展的思路。于是，“桥”的隐喻出现并流行。

　　作为人们认知早期互联网的重要话语工具，“路”的隐喻经由公共话语实践，形成丰富的隐喻结构，出现了“信息高速公路”“超级公路”“信息中速国道”“信息准高速国道”等，共同作为“路”这一概念隐喻的具体隐喻。在其所催生的空间想象中，衍生出诸多与始源域相对应的关于互联网内容生产、流通、交换等的隐喻，出现“车站”（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车”（网站）、“货”（信息内容）等形象的表述，诠释了互联网的连接性与流动性。

　　“路”与“桥”的技术隐喻透过大众媒体的讲述，凝聚着早期互联网建设的共识。然而，在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路”与“桥”的隐喻的流行度不断下降，并于21世纪初逐渐淡出媒体话语。除了因为时过境迁，也因为两个隐喻所凸显与遮蔽的内容影响着它们的生命周期。首先，尽管“路”与“桥”通过生动而浅显的隐喻映射，使普通人可以直观地了解互联网及其功用，但其意蕴缺乏延展性，难以表征日益复杂的互联网技术架构，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扩展的功能。其次，“路”与“桥”的隐喻虽然隐含着国家在互联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但会遮蔽其他多元社会主体发挥的能动作用。

　　20世纪末，互联网迅速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1997年，“上网”成为仅次于“97回归”的年度流行词。1999年，中国实现了广泛的大众化互联网技术实践。而后，中国关IM电竞官方入口于互联网技术的隐喻在21世纪初进入沉寂期，折射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进入调整期。这一状况在2005年后开始改变，“云”与“流”成为新的关键技术隐喻。

　　“云”的技术隐喻早在1993年即已出现，喻指分布式计算平台，即可以支撑单个程序前往不同信息来源的虚拟服务。2005年以后，“云”的隐喻才流行开来，成为指代新技术的关键隐喻。“云”的隐喻被用来投射一种可以按需随时随地调取互联网数据与服务的资源流通模式与分配模式，以及由信息存储、计算与流通设备组成的大型互联系统。“流”对早期互联网技术开发者而言是一个术语，形容“一种有序、连续、具有方向的数据”或“数据传输过程”。“流”的隐喻是海洋与水的隐喻变体，体现为“数据流”“流量”“流媒体”等，指涉网络内容体量之大、流动之快。2005年后，受到宽带互联网和光纤通信技术发展的推动，互联网的传输速度和稳定性逐步提升，为移动数据传输提供了更大的带宽和更高的速度。“流”的隐喻的流行，既反映着公众对互联网畅通、加速的需求，亦折射出新的流通技术的进步。

　　总之，“云”与“流”隐喻呼应有关互联网流通、存储与内容呈现的技术革新，而通畅的流通是这一时期社会的互联网需求。“云”的隐喻是对于去中心化、分布式技术的推崇，描摹着作为终端的网民共同“织网”的愿景。“流”的技术想象允诺着内容及时更新、倒序排列的互联网，打破了人类传统信息呈现按照重要性排序并确定可见度的模式，带来“去权重的世界”。从深层意涵上看，“云”与“流”的隐喻的流行，隐含着公众对开放、共享、平等的互联网的想象与期待。

　　“云”与“流”隐喻的流行尤其受到互联网企业的青睐。以“云”为例，2006年，在谷歌公司提出“云计算”的概念后，亚马逊、IBM等纷纷推出云服务。2009年，“首届中国云计算大会”在北京举办，业界由此将2009年定义为“云计算商用年”。同年，阿里巴巴开始布局云计算。2010年，腾讯、华为等公司相继进入该领域。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积极参与对“云”的建构。2010年代，我国政府通过“互联网+”等行动计划，引导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发展。而今，普通网民已然接受“云”的观念、采纳“云”技术，使用网盘等云存储服务。与之相似，除了蕴藏加速流通之意，“流”的隐喻还暗示着数据的价值。互联网企业热衷讨论的“流量计费”“流量变现”“流量分成”等，折射着通过管理与运营流动的数据以实现商业目标的期许。

　　总之，“云”和“流”的隐喻，一方面将互联网技术比拟为强大的自然力量；另一方面，它们使得互联网技术日益走向复杂的遥远意象。与“路”和“桥”的隐喻逐渐淡出公共话语不同，“云”和“流”的隐喻实现了术语化，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互联网技术术语。它们所指涉的革命性技术，也深嵌于人们的日常应用中。

　　进入21世纪10年代，云计算、大数据、应用程序接口（API）、微服务架构、容器编排等技术走向成熟，为更加强大的、灵活交互的“平台”互联网提供了技术可供性。术语“平台”在这一时期被商业力量等化用，指代作为“技术综合体”的互联网，其隐喻中的技术色彩有所削弱与褪色，而人们对互联网的关注愈益由技术的后台转向使用的前台。

　　始源域来自物质世界中建筑组成的“平台”隐喻，凸显了开放、自由、平等的精神。事实上，“平台”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存在，喻指提供特定功能的基础结构或环境。进入19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硬件平台”“操作平台”“开发平台”等具体隐喻。进入2010年代，“平台”隐喻开始在西方社会广为流行，YouTube和Facebook等互联网公司借用“平台”的隐喻，向用户、广告商和投资者描述Web 2.0服务。中国迅速跟进“平台化”的发展趋势，并使“平台”隐喻的蕴涵与实践本土化。

　　进入2010年代，随着网络开发技术栈的日益完善，互联网的系统架构、交互技术、数据管理与安全性能持续提升，展现出强大的聚合性，不断扩展的“平台”由此出现。微博、微信、抖音等，都作为“平台”而成为中国互联网活动直接而可见的发生场域。“移动平台”“支付平台”等细分的中观“平台”，在公共话语中的显著性迅速增强，“平台经济”成为互联网商业的重要模式。

　　分析这一时期的互联网技术隐喻可见，“平台”隐喻受到互联网企业的青睐和力推，呈现较强的垄断性。自2010年以来，“平台”隐喻在商业力量的推动下迅速流行开来。百度、腾讯、新浪微博、阿里巴巴等企业，纷纷宣布开放“平台战略”，被认为是重要的互联网发展节点。“平台”隐喻所激发的技术想象，裹挟着开放、平等、自由等互联网精神。然而，随着“平台”隐喻及其话语实践不断扩张，人们关注到其试图向公众输出“技术中立”观念，淡化公共责任。而事实上，在由“平台”架构的网络世界中，少数互联网巨头企业提供了绝大多数网络服务，小型互联网企业只能在巨头企业搭建的“地基”与“机床”上二次创造。由此可见，“平台”隐喻遮蔽着商业垄断，以及地区、阶层、代际等之间的数字不平等。

　　同时，“平台”隐喻激发了人们对于互联网公共性的想象与争论。在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等平台中，功能与内容的聚合带来了人们对共建和共享的认同，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然而，互联网商业性的同步增强，使互联网公共价值的实现面临障碍。“平台”隐喻在突破技术维度的表征、展开更为丰富的想象后，如何完善公共空间的治理、提升数字平等与包容性，成为互联网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也成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技术隐喻的命题。

　　随着互联网技术复杂性与智能化的不断提升，其发展步入了以“智能物联”为特征的“超联结”阶段。从本文的分析可见，以现实世界的自然物与建筑物为始源域的隐喻，如“路”“云”“平台”等，难以描绘互联网新技术及其内部的精密与繁复。因此，人们开始在新的隐喻结构中，搜寻能够更加准确地凸显新技术特征的投射关系。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成为近年来广为流行的互联网隐喻，构建起人们对互联网技术全新的认知与想象。

　　将人脑投射于互联网技术，是将互联网拟人化的体现，强调了互联网的内容丰富性、连通性等特征。“人工智能”的隐喻意味着某些与人类特质相似的技术被创造了出来，成为“互联网大脑的发展萌芽”。真正的人工智能，必须要能做到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反应，实时地改变和调整自己的行动以完成任务；更加高级的人工智能还要进行深度学习，让程序自我进化，甚至拥有感情和性格。”“人工智能”成为流行的关键技术隐喻，表征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呼应着互联网技术发生的智能化革命。不同于以往将稳定的物质主体视为始源域的隐喻，“人工智能”隐喻凸显人体的能动性，拓展了人们对未来互联网的技术想象。

　　关于“元宇宙”的报道于2021年出现。媒体话语建构“元宇宙”的隐喻，试图向公众阐述互联网技术塑造的“新世界”。随着无线通讯、信息传感等基础技术于21世纪10年代持续发展，“物联网”技术取得突破，于是，作为物质性存在的人与物，逐渐成为互联网的“终端”与“延伸”，支撑着虚拟世界渗透现实社会。不过，互联网技术发明者们并不满足于连接现实世界的“物联网”，而是期待创造出一个以虚拟世界为中心的、崭新的互联网。这种技术创新的结果，是建立在互联网络以及运算技术、交互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之上的技术集成体的出现，它是多种新技术的整合应用。

　　从现实中看，“元宇宙”隐喻为商业主体所欢迎、采纳与宣传。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说，“元宇宙”中“几乎可以做任何你能想象到的事情”，获得“完全不符合我们如今对电脑或手机的看法的全新体验”。技术推广者试图通过“元宇宙”这一全新的流行隐喻，使“元宇宙”所裹挟的互联网理想被广大用户接受。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等，作为“元宇宙”的底层技术，也伴随隐喻的大众化向公众扩散，处于流动与蔓生中的“元宇宙”，以及负载其上的互联网技术，让我们以“现在时”的视角感受技术隐喻变迁以及隐喻与技术的动态互构。

　　本文尝试以媒体话语为代表分析互联网技术隐喻的演变历程，揭示中国公众的互联网认知史，以及互联网技术与中国社会的互动过程。在互联网技术隐喻的生命历程中，隐喻的术语化，以及隐喻性的衰减乃至“死亡”，值得关注。本文讨论的具体隐喻，如“信息高速公路”“云计算”“流媒体”“平台”“人工智能”等，经历了复杂而长期的隐喻实践后，已为公众熟知，其隐喻色彩逐渐褪去，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专有名词或惯常术语。可以说，术语化是关键技术隐喻完成去隐喻使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关键隐喻在激发对互联网技术的新认知之余，也通过隐喻“凸显”与“遮蔽”的话语实践，出现了隐喻垄断化的问题。尽管新技术隐喻仍持续涌现，但“平台”一类的隐喻在商业力量和官方话语的主导下越发垄断，导致技术隐喻的生产和流行乏力，其结果会伤害公众对技术进步及新技术的理解、采纳。

　　本文存在一定局限，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不断加以完善。首先，关键技术隐喻所呈现的互联网认知史，具有断裂性，不过它仍反映了互联网技术与社会的关键节点。其次，由于隐喻的灵活性与“无处不在”，对它们的捕捉仍依赖着较强的主观判断，难以完全依据实证的方法对其代表性和流行度实现测量和证明。再次，囿于中国互联网隐喻的丰富与庞杂，本文仅关注了数个持续扩张与变化的互联网关键技术隐喻，而尚未考察相对固定的技术隐喻（如源自“net”或“web”的“网”本身即是隐喻，且因二者形态不同，塑造着有所区别的想象），或其他层面的互联网隐喻。但是，以本文为切口，我们注意到把隐喻作为方法，对于我们理解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过程以及社会与互联网的互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8期“中国互联网30年”专栏，原标题为：《从“新事物”到“新世界”：中国互联网的关键技术隐喻及其演变（1994―2024）》。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

　　吴世文（通讯作者），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2JJD860008）资助